陈可辛电影的代表作品

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,邀请到了集导演、监制于一身,华语影坛最具影响力的创作者之一陈可辛先生与他的黄金搭档、编剧张冀进行深入对谈。

陈可辛出身于香港家庭,以倡导拍摄“泛亚洲电影”著称。《甜蜜蜜》《投名状》《中国合伙人》《夺冠》用电影语言讲述中国故事。他的电影游走于东西方之间,凸显商业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。

2013年,陈可辛第一次与编剧张冀合作,拍摄了电影《中国合伙人》,次年,二人合作的剧情片关注社会现实问题,引发热议,2020年,陈可辛执导、张冀编剧的《夺冠》将中国女排坚韧不拔的精神传递到了大银幕,令观众动容。

在第十一届国际电影大师班中,陈可辛通过他的作品分享了近十年来的电影创作之路,以及心得体会。

(陈可辛电影大师班活动现场)

《中国合伙人》是个分水岭

陈可辛的电影,票房与口碑兼具,既有艺术性也兼备商业性。

《甜蜜蜜》是一部很商业也很文艺的佳作。1986年黎小军独身一人从天津来到香港。一次偶然的机会,他认识了在麦当劳工作的李翘,两个孤独的人终于成了朋友。但世事难料,他们终于被迫分手。黎小军和未婚妻小婷结婚了又分开,李翘也跟了混黑社会的豹哥逃难到美国,豹哥却在一次偶然事件中丧身。1995年,黎小军与李翘在纽约唐人街一家商店的橱窗前,伴随着邓丽君《甜蜜蜜》的歌声中悄然重逢。时间历经近十年,悲喜交加,留下无尽的人生感叹。

同样,《中国合伙人》时间跨度为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,通过成东青、孟晓骏、王阳三人不同命运与时代大潮的起伏,映射了美国梦的黯然退场与中国梦的悄然登场。在《夺冠》中,时间跨度从中国女排从1981年首夺世界冠军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生死攸关的中巴大战,其间穿插郎平与当时的陪打教练之间深深情感与私人交往,以及两代中国女排的梦想与激情。

陈可辛一贯擅于在长时间跨度中感受人物东西方变化与时代变迁。足可见,其电影对时间的迷恋、对空间的敏感。在论坛上,陈可辛回顾创作的历届作品,《中国合伙人》是其三十年导演生涯里拍得最快乐、最没有压力的一部电影。“虽然它是讲一个内地年轻人在改革开放后的故事,我个人基本上没有经历过,但我用自己年轻时候的经历去移情在这几个角色上,产生了很多认同感。”陈可辛认为,《中国合伙人》是个分水岭,影响了后面整个十年的电影经历。

张冀则在首次与陈可辛合作影片《中国合伙人》时就发现了陈可辛的创作规律,“你继承了好莱坞主要的叙事传统,但在每一次拍摄和剧本创作过程中,你又无时不在打破好莱坞的传统,打好莱坞反好莱坞。”张冀认为,后来的《夺冠》在结构上打破了好莱坞传统。

《夺冠》是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挑战

陈可辛有着浓浓的,化不开的情感。他的电影是属于文艺片的,《双城记》《甜蜜蜜》《投名状》《中国合伙人》《亲爱的》以及《夺冠》,情感是他电影不变的叙事策略。陈可辛善于设计复杂的人物关系,带来动人物的情感体验。在漂泊、动荡、巨大人生起伏的时代背景下,人物间的真善美更加难能可贵。从视听语言角度,陈可辛是善于抒情的导演。

《甜蜜蜜》可以被视为电影最浪漫的爱情体验。黎小军与李翘复杂的人物关系杂糅动人的爱情故事,邓丽君的歌曲是二者情感维系的纽带。从大雨中在香港艰难推销邓丽君的唱片,到片尾邓丽君逝世消息传来,在街边玻璃橱窗里再次响起邓丽君的歌曲,歌曲成为影片常用的抒情手段。

《投名状》与《中国合伙人》则是友情的经典案例。庞青云充满理想,胸怀壮志,最终理想被残酷无情的现实彻底粉碎;赵二虎率性而为,是一条光明磊落的好汉,但头脑比较简单;姜午阳有着少年才有的天真烂漫、同生共死的兄弟情义,这是他视如生命的永恒感情。

《亲爱的》中,离婚夫妻田文军与鲁晓娟,因为儿子的意外走失,在漫漫寻子之路让二人的婚姻关系起了微妙变化。李红琴在面对养子的亲情与法律之间左右为难,亲情的体现尤为深刻。

《夺冠》则洋溢着友情与爱国之情。郎平从中国女排队员到美国队教练,特别是郎平力主中国女排改革时,时任中国队教练,即原来的女排陪打教练在背后默默让贤,两人惺惺相惜之情让人顿生无限感叹,女排们带伤坚持练球的爱国之情更是令人动容。特别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生死攸关的中国与巴西排球大战一场,电影通过越来越激动的解说、慢放以及关键一球的消声处理,营造致命一球震撼人心的效果,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,继而音乐渐次响起,升华了观众的情感体验。

提及《夺冠》,对陈可辛和张冀二人来说,这部作品却是他们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挑战。张冀就表示,《夺冠》是他最难以放下的一部电影,“它是一个庞大、巨大的题材,不光是拍了一个运动,拍了一个体育,它拍了一个家国,拍了一个时代,可能我们拍了这个题材以后未来十年、二十年没有人可以拍了。我觉得从格局上,从主题上,从情感上,它更多元也更大。”

陈可辛在大师班中坦诚自己不是排球迷,甚至不是体育的爱好者,但是非常有幸能够以拍到中国女排,包括国家队全员出来帮我们重新打中巴大战,这些都是奇迹,因为拍到这样的一个戏,感到很幸福。张冀对此深表认同,他回忆起自己在《夺冠》杀青那天泪洒现场,“我觉得在这么大的升级的一次创作中,还是找到了那个你的原则,就是拍真实的人,拍时代中小人物他们的那些挣扎、成长、徘徊,互相的取暖,当然也会拍出一些残酷的,但这个残酷的东西最后,你都会走向温暖,走向成长。”

“咬着不放”的创作思路和拥抱“流媒体”的态度

陈可辛的电影隐含一种难言的悲剧元素,悲中有喜,喜中有悲,悲喜杂糅。其电影凸显人物复杂关系以及时代变迁,令人顿生无尽的命运感与人生慨叹。

例如《中国合伙人》的开头和结尾,同一场景的对照。孟晓骏是三人中唯一有机会获得签证出国的,怀着一展抱负的梦想,到美国后却根本找不到工作,无法生存。“土鳖”成东青被拒签顿感挫折,却最后了成最成功的人,真是造化弄人。《夺冠》中郎平与陪打教练的不同命运以及时代变迁对女排精神的不同态度,也同样让人心生无限感叹。

可以看得出,陈可辛导演深谙中庸之道,其电影既造梦也体现现实,将对错、好坏、悲欢同时呈现,抑或不造梦不欺骗,一股清新的真诚之风扑面而来。对此,陈可辛在大师班跟我们分享了创作心得,电影绝对不是不能是套路,“但老实讲,什么电影不是套路?我学电影的时候老师跟我说,其实电影的故事就36个,所有故事都是从那36个变出来的,来来去去也就那么几个套路。在那些套路里面,我们怎样使得它不像套路,使得它自然、有生命,觉得每一次都是全新的经验,这是我们做导演要做的。做导演没那么难,要有耐性,要有说服力,要会说,这是很重要的。你要跟所有的部门沟通,最重要的是咬着不放,永远咬着不放。”

此外,在大师班,针对张冀关于流媒体趋势的提问,陈可辛表示自己并不反对。“我确实不是一个电影原教旨主义者,虽然我很爱电影,也在大电影院长大的,我也觉得在电影院看电影是非常爽的一个事情,但是我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。当你有了这一年多疫情的影响,在各地电影院,不管是内地还是海外,电影业都受到很大的冲击,如果完全对串流(流媒体)这个东西抗拒,说我们是电影人,不是电视人,不是网剧的人,那么,可能我们的观众会越来越少。”

(陈可辛与编剧张冀对谈)

面对未来流媒体的机遇和挑战,陈可辛充满斗志和期待,不固步自封,时刻以积极的态度保持着跟观众的对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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